研究中国人的价值观，必然要从中国人的传统哲学价值论入手。因此，这本书的基本内容就是想从哲学价值论的视域，将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放到一个大文化的历史背景下加以阐释。又由于中国传统哲学从实质上讲乃是一种生命哲学，或如有的论者所谓“哲学人类学”（方东美）。故而，人生问题自然就是中国传统哲学真正的“终极关怀”。也由于中国人一向注重并追求人的内在价值，即精神价值。这也就形成了中国人生哲学中带根本性的话语语境。因此，中国人生哲学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个体生命的安身立命之道，也就是我们今人常说的生命价值的取向问题。在中国人重人文、重生命的哲学传统中，蕴积着极丰厚的生命价值观资源。而在中国历史上，儒道释各家对中国人的价值观都起过规范和?铸作用。使中国人的生命价值系统化，在对真、善、美的价值求索中展现为丰姿多彩的历史画卷。本书在吸纳众多往圣前贤学术成果的基础上，以中国传统哲学经典文本为依据，认定中国人是以“天人合一”为“至真”之价值目标；以“知行合一”为“至善”之理想人格；以“情景合一”为“至美”之审美境界。并且，这种“真”、“善”、“美”三者的内在和谐与统一才是中国人追求的最高价值理想，也才是中国人生的终极价值之所在。
说到中国传统价值观体系对当代中国与世界人类的意义，必然就要涉及到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换问题。这当然是一个更深层、意义更重大的问题。然由于丛书设计的要求和篇幅的限定，使本书未能对这一现实问题展开讨论。这确是本书的一个不足。现愿借此文略加辩析，以补其憾。在本书的结尾，我将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放置在当代世界文化背景中作了某种点化。但这一“点化”，很可能会引起误解。认为本书也如时下有些人那样，是反对“科学理性”，只追踪认肯价值理性，想以中国人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性去拯救“时弊”，去代替那身居显赫地位的西方“工具理性”，其实不然。“科学理性”对于人类社会的巨大推动作用是谁也否认不了的。问题的症结在于，“科学理性”不是万能的，它不能解决一切问题，尤其是它解决不了人类精神的危机所带来的困境。
看重“科学理性”的人也有人早就看到了问题的复杂性。于是有了科学人文主义。其实在人类文化中，本来就有科学与人文这样两极。这两极在实际中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。问题只在于我们人类如何看待和处理它们。科学人文主义正是想建立一种科学与人文相互平衡的文化模式。但是归根到底，这些都与人的价值观有着直接的关系。所以，有的科学人文主义者说，科学的价值就是人的价值（J·Bronovsky）。科学应该人性化（George Sarton）。英国的李约瑟在研究中国文化的过程中，提出了“中国是科学人文主义的肇源地之一”。更有学者直接了当地说：“中国的传统是整体论的和人文主义的，不允许同伦理学和美学分离，理性不应与善和美分离”（Tong B·Tang）。于是产生了“儒家伦理价值的科学化”的可能性问题（董光壁）。科技与道德的关系问题，的确已成为当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关系中的核心话题。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协调一致已成为本世纪留给21世纪的一个难题。但愿驱赶“科学理性”精神的不再是某种狭隘的私利，而是那个人类千百年来追求的“至善”本身。
（作者系昆明师专政教系主任、副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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